延安有个“福尔摩斯”

　　皖南事变前后，国民党针对延安的“潜伏”、渗透活动相当活跃。为防范特务的破坏，中共成立了中央社会部来指挥隐蔽战线的工作。当时社会部的保卫处侦察科长布鲁，在延安破获了多起国民党潜伏特务案件，曾被毛泽东称赞是延安的“福尔摩斯”。

　　情报侦查奇才

　　布鲁是陈泊的化名(布鲁是马来语“螺丝钉”的译音)，原名卢茂焕，1909年出生于广东省乐会县(今海南琼海)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长期在广东和东南亚一带从事地下斗争工作，1932年在新加坡铲除叛徒的行动中，因自制的炸弹突然爆炸不幸被炸掉左手。

　　1937年，陈泊到延安负责中央及地方治安保卫工作，在侦查国民党军统特务中表现出色，使敌人针对延安的多次潜伏渗透行动均以失败告终。建国初期，陈泊被点将“借调”到广州，曾任广州市第一任公安局长。

　　1942年年初，庆阳县的保卫科捉到一位从国民党统治区过来的可疑人员，此人名叫祁三益，是国民党“汉中军统特务训练班”的教员，陈泊从他口中了解到，“汉中特务培训班”是戴笠针对延安边区设立的，毕业的学员大多以进步青年的身份渗入延安边区，由于学员多以代号相称，教员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具体去向。

　　“五一”劳动节这天，延安的各单位团体要聚集在南关操场举行庆祝大会，陈泊遂心生一计。大会那天，陈泊等人以工作人员的身份，故意拖慢人群的入场速度，让躲在一旁的祁三益不动声色地辨认，并记住可疑人员的所在单位团体。入场结束后，祁三益共指认出了24人。庆祝大会一结束，陈泊立即布置捉捕。为出其不意逮捕尚未落网的潜伏人员，陈泊连夜突审，又获悉了特务们几处隐藏地点。几天内，共抓获了潜伏在延安和边区其他县的军统特务56人，一举捣毁了戴笠精心布局的特务情报网。

　　该案破获后轰动延安，毛泽东听闻后赞叹道：“这个布鲁，真是我们延安的‘福尔摩斯’……今后要多调几个像布鲁这样的人来加强延安的保卫工作。”

　　国民党特务多次潜伏失败，士气大受打击。几年后，戴笠曾在西安一次军统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感叹道：“军统近几年来曾派遣400多名工作人员渗透到陕甘宁边区，然被中共发现、逮捕或失踪的就达90%。”

　　粉碎敌特阴谋

　　1943年6月，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“田守尧”抵达延安，被安排在中央军委招待所，准备几天后接受毛泽东的召见。

　　陈泊查阅中央领导的活动安排表时，发现田守尧的材料有些蹊跷。

　　由于当时富县、吴旗县连续发现了几起国民党特务企图潜入延安的案例，陈泊警觉地意识到这位“田旅长”身份很可疑。

　　经过两天两夜的调查，陈泊了解到，真正的田守尧本是从山东出海绕赴延安，不料船行至渤海连云港时突遭巡逻日军的袭击，船上人员全部不幸牺牲，而当时因交通和情报条件所限，延安尚未得到田守尧牺牲的消息。陈泊随即逮捕了这位假冒的田旅长，经审查得知：对方竟然是国民党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高级特务。

　　原来，国民党军统特务获悉被袭船上的新四军旅长田守尧牺牲后，就利用消息闭塞，精心策划了潜入延安的计划，企图刺杀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。

　　结局令人痛惜

　　广州解放初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潜伏在城内各地，与当地的匪徒勾结作乱，新生的广州治安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压力。应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的要求，陈泊从南昌调到广州，担任广州市第一任公安局长。

　　在副局长陈坤等人协助下，陈泊组织了3支临时的武装便衣队。他们破获了多起匪特案件：及时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;配合地下党组织顺利策反了白崇禧部的“桂山号”“桂海号”两艘军舰;从澳门特务站站长郑某家，取得了一批军统机要文件，通过文件情报内容，一举将国民党军统、中统及国防部二厅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扫清，广州治安明显趋于好转。

　　叶剑英曾对此评价道：“广州接管初期，治安迅速平定，是和陈泊的名字分不开的。”

　　但令人痛惜的是，随后不久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“二陈事件”。

　　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刘子健、广州市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黄穗生介绍说，1951年年初，陈泊、陈坤为隐蔽侦查匪特而短暂设立的“特别工作队”，被认为是“中统特务集团”，1952年陈泊、陈坤被指“丧失革命立场，包庇反革命，严重违法乱纪”，含冤入狱。以二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，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冤案。其间，陈坤不幸于1952年在狱中病逝，陈泊也没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，于1972年2月因病去世。

　　1980年12月，公安部经过复查，为“二陈”等人做了平反、恢复名誉的公告。1982年5月，公安部在八宝山举行陈泊、陈坤追悼大会，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璧致悼词，“二陈”冤案得到平反。